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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国寡民》:向邪恶宣战的文学干预

1998-06-10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我相信,凡读《大国寡民》的人,心情都不会平静,甚至还可能产生一种天真烂漫的困惑:这是真的吗?

阳光下的罪恶往往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或不可思议。但这一切都是真的,而且肯定是真的:绝不会搀杂任何“虚构”的或“合理想象”的成份。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,作者卢跃刚已因在《中国青年报》曝光了书中的某些案情及牵涉了“漏网嫌疑人”与“徇私枉法者”而被告以“名誉侵权”,并由此上过西安市中级法院的法庭——如今的结局虽是“中止审理”而不了了之,但对于这位长期从事记者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,磊落的心目中自有一杆秤,那就是要想战胜邪恶不公,所可能依仗的不仅仅是正义或勇气,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实,是经由扎实的采访调查而揭示其中的过程。报告文学创作的宗旨虽不在于打官司,但又往往不能不在创作过程中作好打官司的准备。

在中国报告文学界,卢跃刚是一位富有社会精神与公众意识的作家。这种状态也许与他的记者生涯相关。他的不少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与强烈反响(并获过各种报告文学创作奖项),如《创世纪的荒诞》、《长江三峡:中国的史诗》、《以人民的名义》等。他的作品所饱含的使命感或社会责任感是值得敬重的,而《大国寡民》的推出,则又一次印证了他的这种精神状态,这种全身心地关注社会生活及自觉卷入矛盾漩涡的品格。《大国寡民》的封底有这样的“揭示”:“为惨遭残害的卑微民女伸冤请命/还长袖善舞的政治‘明星’本来面目/对四十多年的农村变迁审视反思/剖解现实,穿透历史/呼唤正义,质问灵魂”。由此,读者也大致可以感受到这部作品的思路及题旨所在。它是一个独特而又罕见的窗口。它使我们窥见了一种“现实”,一种凄楚而不屈的生存状态,一种只能以事实向邪恶宣战的文学干预,或一种与历史息息相关的、不得不在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正义与良知的处境。不言而喻,其中也活跃着变革时代所必须的胆识与信念——无论是具体的人,还是人的精神,或者是作品叙述所呈现的“个性”及“表情”。

《大国寡民》的叙述以震惊全国的“武芳毁容案”作为入口,进而经由案情的揭示及一系列涉及现实或历史的寻根究底的剖露,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了正义与邪恶(或诚实与虚假)的“久战不息”,而且更加领悟了变迁之所以是这般痛苦沉重的原因。作品的传达提醒了我们:正视现实绝不是一句空话,因为被“正视”的“现实”并不是突然发生的;只有清醒冷静地反观历史,正视现实才可能避免“断章取义”或“向前看”的不得要领,才可能真正告别荒谬而不再重蹈覆辙,才可能赢得明天或把“正视”的果实转化为可靠的未来。本来,一个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,由明镜高悬的执法部门按程序与犯罪事实处置就是了,但就是一拖再拖,迟迟处置不了。显然,其中的蹊跷就在于,一是这起丧失了起码人性的恶性毁容案,原因偏偏是出于一个普通乡村女性对于婚姻的反抗,且又发生在闻名遐迩的先进村、文明村;二是案情涉及到了权势,涉及到了权势们的仕途,涉及到了与权势相关的几十年来沿袭不衰的“典型”的荣耀……于是,是否处置或如何处置的过程就变得复杂与含混起来了,而包括威胁、利诱、诉诸暴力在内的“不择手段”,公开的或隐蔽的,也就成为这一过程中的“现实”。虽则受害人状告三年而不辍,终于把首犯送进了地狱,可不屈不挠的武芳认为,还有嫌疑人逃脱了法律制裁。她不能就此罢休。她要讨回公道。前前后后,她告了八年状,即便倾家荡产受尽屈辱也在所不惜,可她的力量太单薄太微弱了,直到今天也没有撞破那张由权势勾织起来的网!这样,当包括作者在内的人们要问一个“为什么”的时候,追溯历史或对于这张网形成的考察,也就变得难以避免了。

不难想见,从精心采访调查到严谨地表达清楚案情的来龙去脉,必须是这部报告文学的创作前提或重要构成,但仅仅把眼光盯在案件上,那是远远不够的。而只是满足于追踪犯罪动机,以及对于犯罪原因作一般性的社会学分析,也回答不了那个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倘若有善良的朋友仅仅把作品视为“为民请命”的“打抱不平”,那也有点儿轻看了它的价值。受害人之所以控告八载而讨不回公道,原因就在于她奈何不得这张历史沿袭下来的网(或网中之网)的坚固。网是怎样形成的?“政治明星”是怎样升起来的?靠的就是谎言:产量的谎言,“科学”的谎言,舆论的谎言,赶潮头的谎言。需要什么谎言就炮制什么谎言。我们从作品中看到,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,谎言一旦泛滥而成为祸患,甚至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风气,网之下的秩序(人性或人的精神行为)也就变得“无法无天”了。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及各种人事纠葛,确凿地印证了近半个世纪来的农村变迁及谎言泛滥的历史过程——从王保京及烽火村的个案形态中,我们也感受到了武芳案的曲折坎坷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:谎言之所以喧嚣得逞,乃是因积聚成势的传统氛围的浸染,更是因本来就是依附谎言营造的权势的撑持。在这里,无论是历史还是作为历史延续的现实,作品诚恳地提醒了我们:在这个耀眼而又不断痉挛的改革时代,要克服某些惯性,要把邓小平倡导的“实事求是”思想作风转化为整个社会(包括政治生活)的准则或行为自觉,将是一个何等痛苦、何等艰难的过程!所谓改革,其实是一场变“人治”为“法治”的革命,一场波及到人的精神或观念的灵魂革命:路漫漫其修远兮,中国人还将上下求索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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